淺析情理與法理的關係

筆足

要明瞭情理與法理的關係，先要弄清兩者各自的概念。

情理是指人情的道理，即在社會中人與人、人與自然相處的道理、禮儀、道德觀念等。情理由人與人、人與自然互動中逐漸約定俗成，是得到大家認同的，而且會隨社會的發展而變化。不同地方的情理，因文化和生活環境差異而有所不同。

法理是指法律的道理和理據，既存在於法律條文的字裡行間，亦植根於制定法律的指導思想中。

立法的目的，是規範某地區的人的義務和權利、辦事程序和犯事懲罰等。制定法律的依據，自然是社會的民情、獲普遍認同的規矩等，亦即情理，故而有云“法律不外乎人情”。

當社會的情理隨著社會發展變更時，法理也需隨之更新和完善。例如，隨著互聯網發展的一日千里，網上犯罪也日益增多，政府有必要因應實際情況，制定法例去監管網絡的安全、去懲罰不法分子，以彰顯法律規範公民的義務和保護公民的權利不受侵害的功能。又如，過去人們吸煙的自由是不受限制的，但隨著社會對香煙的危害性的認識，為了大眾的健康，不少政府對香煙的售賣、廣告加以限制，訂定禁煙法，並且有意將禁煙區擴展至更多的公眾場所。

上述兩個例子，顯示出情理能推動法理的變更；反過來，法理又會通過法律的教化功能來影響情理，如禁煙法出台，加強了市民對吸煙及吸二手煙危害的認知，促使越來越多人反對吸煙的陋習。

儘管情理與法理應並行前進，但兩者的步調時有不一致的情況，致使生活中出現情理能容法理難容，或情理不容法理能容的情況。誠然，存在情理與法理不兼容的問題，除卻因為法律的滯後外，還可能歸因於法律的漏洞、灰色地帶，當權者或立法者的疏失、弄權，不一而足。

人是理性與情緒的混合體。同一個人就同類事件，會因應對象不同，心情不同而可能作出大相徑庭的判斷。假設某便利店先後發生兩起偷竊事件，被同一店員人贜並獲，店員因認識其中一個竊賊，覺得對方情有可原放了他；而卻在另一起事件中，店員將不認識的竊賊送官究治。站在情理角度，相信不少人也會這樣處理。但若以法理角度分析，判案者不能把“是否認識作案人”納入裁決的準則，而應考慮案件本身的情節，包括案件的嚴重性、作案動機等去判案。因此，法理是超出情理的。

然而，鑒於社會實際情況的變化多樣，法律條文不可能鉅細靡遺地窮舉一切判案細則，因而情理在判案時，如在量刑方面，有其不可取替的重要性。再以便利店偷竊案為例，假設三個人在便利店偷了價值相等的物品，若不考慮別的情況，理應受同等懲罰。但若一人為慣偷，另一人因幾天沒飯吃而逼不得已去偷，第三人為精神病患者，法官在判案時就會依據證據、各方的供詞及相關條文判疑犯有罪還是無罪，再據法律容許的量刑範圍，依情理不同而量刑有別，可能會是判慣偷刑罰較重，為勢所逼的偷竊者刑罰較輕，患精神病的則交予精神病院治療和看護。

綜上所述，法理與情理關係緊密，法理奠基於情理且兩者互動性強。作為裁決的依據，法理撇開情理的主觀性，突顯客觀性，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為可能，但由於世情的複雜，情理在法律規條中佔著無可取代的地位。